卫辄之事，古今之论多矣。孔子作《春秋》定天下之邪正，以断天下之疑，使乱臣贼子知惧，于此正宜大书屡书，使深切著明，以为万世之法。然其辞漠然无所惩劝，且入其国而不避（孔子以出公八年自陈入卫，九年鲁人招之，始自卫反鲁。），享其养而不却，曼姑围戚而不贬，子路死悝而不罪，则是孔子不以辄之立为非明矣。《公羊》曰：「蒯聩为无道，鲁公逐蒯聩而立辄，辄可以立乎？曰：可。以王父命辞父命，是父之行乎子也；以王事辞家事，是上之行乎下也」。此议最为通论。今人有子不肖而逃，幸而有孙焉，其祖付之物，曰：「父来勿与也」。父至而欲取之，子当与父乎？当守祖之命而不与乎？与之则非徒己违王父命，而亦使其父违父命，父子之道废矣；不与则非徒己得所以尊祖，而父亦得所以尊父，父子之道两得焉。范宁称《谷梁》以卫辄拒父为尊祖伤教害义，不可彊通者，特为不当拒其父命耳，不以为不当立也。江熙释《谷梁》乃云：「若灵公废蒯聩，则经不得复称世子；称世子，则灵公未尝命辄。其从王父之言，传似失之」。是不然，灵公不命辄，则必归蒯聩而立之。不归蒯聩，又不立公子郢，则是灵公之命辄也。其称世子者，诸侯之世子必命于王，蒯聩得罪于灵公而逃，灵公虽不及废犹废也，但未改命于天子耳，故书曰「世子」，非以为当立也。又引郑世子忽复归于郑为例，非其比矣。郑忽于复归称世子，则世子为当归，归者无恶之辞也。蒯聩于纳称世子，则世子为弗当纳，纳者不受之辞也。《春秋》美恶不嫌同辞。夫以世子出奔，若非无罪，人孰不欲其归？今大国兴师以纳之，而国人不受，则其为人可知矣。书「世子」者，所以正其名而甚其恶也。若以世子为当立，则楚世子商臣弑其君，亦为当立乎？《公羊》云：「齐国夏、卫石曼姑帅师围戚。国夏曷为与卫曼姑围戚？伯讨也，曼姑受命于灵公而立辄，义可以拒之」。何休释曰：「曼姑无恶文，知得拒蒯聩，于曼姑言得拒之，知辄之不得拒也」。然则，辄之立也为可，独拒父为不可耳。《公羊》许其立而不许其拒父，是矣。以拒父为尊祖者，《谷梁》之说也，二传《公羊》为长。后世曾不分别二事，并而为一，宜其说之不通。盖自江熙之乱之，而刘原父乃主其说，此有心于辟传之过也。或曰：「辄既当立而不拒蒯聩，使蒯聩得入，辄当奈何」？曰：辄之既立，当迎其父以归。曰：「立辄者王父之命，不敢失坠。至于尊事之礼，敢不极其优隆」。蒯聩见容，则父子可以无间。不幸而必欲得国，则为辄者弗敢与争，或死或奔，于义皆得废祖之命，罪不在我，所谓父虽不父，子不可以不子者也。蒯聩而稍有人心，亦必底豫而不至于奸。此舜之所以谐瞽瞍也，岂可拒其来而不受乎？或曰：「方孔子在卫，辄若有问，何以处之」？曰：子路问孔子：「卫君待子而为政，子将奚先」？子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。学者疑孔子得政于卫，必变置其父子，其失圣人之意远矣。夫有国者父称公，子称世子，名分之正也。今辄子也而称公，蒯聩父也而称世子，名体不顺，至不可以并居，岂不病哉？盖亦正其名而已。正之奈何？曰：使蒯聩不为卫侯，而为卫侯之父，如赵之主父、汉之太公之类，别为一号以尊之，不亦可乎？此孔子正名之意也。若必欲变置其位，则是正其实也，非止于名而已。孔子谋人之国，岂若是之疏乎？或曰：「冉有疑夫子之为卫君，子贡设夷齐之问而知其不为，则孔子之不与辄明矣」。曰：不然，孔子居卫，踰年而不去，门人之高弟又多仕之，而初无一言非辄，所以致冉有之疑先儒以为为助。夫子不为者特不助耳，固不以其立为不当也。何休谓卫辄之立虽得正法，非义之高者，故孔子不为，此言得之。武王灭商，夫子犹以为未尽善，于卫辄何助之有？况当时卫之大臣与其国人皆不愿蒯聩之立，蒯聩得立，置南子于何地？辄虽欲逊其父，岂可得乎？假令贤者处此，亦不过弃国而去，为伯夷、叔齐耳。伯夷、叔齐非所以责卫辄也。若欲人人夷、齐，则《春秋》举无全人，虽齐桓、晋文亦当诛绝。岂特桓、文，武王伐纣而不用伯夷谏，王季夺嫡而不为叔齐之遁，亦皆得罪于圣人矣，而可乎？且孔子称夷、齐之何怨，岂特可施之于辄，以此而责蒯聩，其孰不曰尤宜？是孔子于卫侯父子俱无所为，中立乎其间。至于卫辄之立，《春秋》无讥焉，则是以王法而正之也。夫蒯聩欲弑其母，其子法当并废，灵公尚遵周道，舍诸子而立孙，则蒯聩之罪为至深，而灵公无负于蒯聩。辄于其祖其父，尊亲惟均，当从其父乎？当从其祖乎？当从其有罪者乎？当从其无负者乎？议者徒知责卫辄以不逊其父，而不思蒯聩之立为违父之命，则似于义有偏，恐非孔子中庸之意，而失《春秋》所书之法也。夫瞽瞍日欲杀舜而贵象，舜从尧命而不从瞽瞍。舜殛鲧而逊禹，禹不敢念父之雠而顺命于舜，则辄之立尚何讥乎？愚见如此，未知当否，幸有以正之。